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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“家常菜”为“特色小炒”

2021-09-14 09:12来源:未知编辑:小雪

  2010年11月29日

  当前位置:首页-- 共青视点·经济特稿

  华南师大社会实践新探 破解形式主义和经费紧张困局

  变“家常菜”为“特色小炒”

  中青在线 [打印] [关闭] email推荐:

  “今年的‘三下乡’明显感觉不一样了。”这是华南师范大学大三学生冯嘉琪对今年学校“三下乡”活动的评价,她曾连续3年参加暑期支教。

  这一次,支教经验丰富的她在加入社会实践队伍前先是被要求参加一轮笔试,后来又进行了一轮面试,好不容易挤进下乡队伍后,还被要求在下乡前先完成一个方案策划,以PPT形式展示一番,通过“审核”再谈正式下乡。

  “三下乡”是指文化、科技、卫生三下乡。我国从1997年开始正式开展“三下乡”活动,其目的在于促进农村文化建设,改善农村社会风气。近年来,“三下乡”活动在高校兴起,大学生们在文化下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  “谁都知道‘三下乡’对大学生了解社会、成长成才帮助很大,多少年来高校也一直在坚持搞这个活动,但就像是家常菜一样,这个活动很难说有什么特色。”华南师大团委书记刘海春把传统的大学生“三下乡”活动比作一盘“家常菜”,而他目前正尝试做的是,如何把一盘普通的家常菜做成“特色小炒”。

  单边苦想的下乡之路“不好走”

  一个网友在回答关于“什么是大学生三下乡”的问题时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——“就是一张社会实践的表”。有趣的是,这个回答还被众多旁观者“顶”上了“最佳答案”的宝座。

  这一现象多少说明了当下大学生“三下乡”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。网友对“社会实践表”的具体解释是,“让学生利用假期去做一些实践,然后写些心得体会,单位盖章和总结之类的,似乎每个学校到假期都会发这样的表。”

  记者在四川某县级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的口中印证了上述这种说法。由于该市位于西部较贫困地区,这里几乎每年寒暑假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“三下乡”或社会实践队伍前来帮扶支教,一个暑假最多能有10余所高校的学生“进驻”。

  “联系敲章,联系学校,联系食宿,都会先跟我们说。有的也会直接联系社区、街道,甚至学校。手续也不是很麻烦,一般都给办。”这位工作人员说,教育局一般不给“只盖章,不实践”的学生“放水”,但街道、社区的情况“不好说”。

  虽说大学生下乡都是做好事,但他个人对学生们给地方教育带来的实际帮助却并不看好,“有的就是下来发发问卷,完成一个老师布置好的课题,一来没有帮到学校什么,二来他们想出来的课题我看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”

  刘海春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从事学生工作多年来,他对“三下乡”之类的学生社会实践问题有过很多深入的思考,“最大的问题有两个,一个是下去做什么,另一个是经费。”

  “过去我们老师、学生自己单方面地在那里想课题,绞尽脑汁,特别费劲,但想出来的选题人家地方上根本没遇到过,或者没兴趣;学校投入了大笔的经费,学生自己也贴了不少钱,结果人家地方上不认可效果,有什么用?”

  刘海春心目中最理想的“三下乡”应该是这样的——地方上对某个选题、某项活动有迫切的需求,学生根据这种需求量身定制一套实践方案,实践费用由地方、学校和赞助商共同承担,实践调研报告内容能为当地党政未来的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,“能直接体现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。”

  多边协商“特色小炒”诞生

  刘海春理想中的“三下乡”活动是一盘“特色小炒”,是师生们发挥才智、因地制宜琢磨出的一套独一无二的社会实践产品。这种产品需要在多边协商的环境下“烹制而成”。

  学校政治行政学院今年搞的“三下乡”活动就是这样一盘特色小炒。下乡前,学院团委书记王鹏早就做足了准备——先同社会学老师联系确定大致研究方向和实践地点,再与地方团委联系收集资料,再联系地方教育局讨论选题,最后再与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联系,看看县里最需要什么。

  第一次接到王鹏打来的电话,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教育局的办公室副主任聂老师着实吓了一跳,“一般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电话打不到我这儿来,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就好,没什么要再多做沟通的。”

  老聂这是头一回听说“三下乡”的学生要跟教育局方面沟通选题,“以前都习惯了,他们来就来了,想做什么课题就做什么,哪里还会主动来听我们的意见。”他把情况跟局里领导汇报了一下,没想到领导还真有需要调研的选题,双方协商后决定开展有关“粤北山区民众教育观点对教育公平影响”的研究。

  学校方面的主动出击也给韶关市翁源县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活动结束时,县里专门筹划了一场汇报演出,一方面展示大学生与当地小学生的交流成果,另一方面向全县公布调研数据和结果,引起与会企业家对教育公平的关注。

  “晚会现场就有企业当场捐了8万元,调研数据教育局也很重视,都留档保存,以后可能会作为决策参考。”这是王鹏组织的、最有成就感的一次“三下乡”活动,有关活动内容的多边协商,不仅让社会实践成果突出显现,还进一步确立了华南师大“三下乡”活动在地方政府心目中的地位,“县长、教育局长事后都打电话,希望今后跟学校保持联系。”

  他心里知道,这种地位的确立来之不易,“不是每所学校都能受到这样的礼遇,有些学生的下乡实践地方上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的。归根结底,还是多边协商起了作用,这满足了地方实际需求。”

  经费难题或有新的解决方法

  资料显示,华南师大今年共有120多支社会实践队伍,6000余名师生参加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。如此大规模的下乡实践背后,是不得不面对的大额经费支出。

  “每年搞‘三下乡’活动学校都要给团委下拨一笔专项经费,但今年通过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帮学校节省了经费。”刘海春透露,今年学校‘三下乡’活动总共花了20余万元,其中10余万元来自被服务的地方政府、事业单位和其他赞助商的资助,比过去大大节省。

  大三学生冯嘉琪所在的17人下乡队伍就得到了某品牌“快乐篮球”公益项目资助的1万元下乡经费,“学校团委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项目可以申请赞助,我们就试一下。”

  据了解,学校今年有6支下乡队伍凭借优秀的策划方案申请到了该项目的赞助,直接为学校节省经费约6.5万元。

  考虑到要严格执行策划方案的全部内容,冯嘉琪下乡期间的生活相当忙碌。早上给放暑假的学生上兴趣课,有跆拳道、舞蹈、篮球、合唱、美术课等;下午走访农户,发放调查问卷,顺利的线份问卷,少的时候只有五六份;晚上到学校图书室整理图书,将15000多册图书书目、编号等分类录入电脑,以便学校日后管理。

  这个在深圳长大、从小生活条件优越的女大学生在四川山区足足待了15天,住在8人一间的农家宿舍,睡在用纸箱皮铺成的临时床铺上,每天带着花露水去上厕所,“感觉自己有一份责任,我们团队既然拿了人家企业的赞助,就应该把事情做好、做漂亮。”

  “把社会化运作的一些手段用在‘三下乡’实践中,一方面能解决一些实际经费困难,另一方面也是对实践内容和质量的一种监督和提升,使学生的责任意识大大提高,他们会知道在社会上做成一件事、拿到一笔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。最终的效果是真正实现‘多赢’。”刘海春表示,自己今后还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公益资助的申请,不断完善“社会化运作模式”,同时还要朝着理想中的“三下乡”活动模式——“社会化、基地化、项目化、课程化”迈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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